张香桐在办公室（图片来源：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）

2007年9月，中秋节前，我到建国路张香桐先生家去看望他。下午三点钟到他家，因为张先生平时都在书房里和我们谈话，他的家人带我到书房里坐下，告诉我，张先生午睡刚起来，走路有点气喘。我就走到张先生的寝室，看到他坐在椅子上，起身和我打招呼、握手，我发现他讲话时有点气喘，谈了没有多久，我看他讲话比较累，就告辞了。张先生起来送我，他慢慢地走出来，我又跟张先生鞠个躬，就走了。等我走到楼下回头看时，张先生还在三楼窗口看着我，还用手跟我打招呼。平常我去看他，每次他差不多都要送我到楼下门口。11月份我正在北京开会，吴建屏教授也来北京，他告诉我，张先生已于11月4日去世。真没有想到，9月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了。

回忆1963年我离开当时的上海生理研究所张先生实验室，一直到2007年，前后已有44个年头了。几十年来，我经常去看张先生，多数是去他办公室，在生理研究所老楼，在脑研究所的老楼以及后来新建的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楼。我去是向他请教、探讨一些神经生理学方面的问题，有时也为了去看望他的健康情况，问候他。师生感情非常融洽，纯真。古人说：“往事历历，逼取便逝。”这话有一定道理，我对香桐师的记忆，是那样地挥之不去。今天，许多往事涌上心头，但1963～1964年间的情景却尤为鲜明，似乎触手可及。

1963年上半年，我离开上海生理研究所回到第二军医大学，建立自己的电生理实验室。在1963～1964年间，基本上我每周都要去向张先生汇报工作进展及碰到的种种问题。每次去，总是先电话约好时间。有时去早了，或者他有其它事忙着，我就在他办公室外的房间等一下，那时他的秘书是杨善璐同志。

我回第二军医大学后的任务，首先是把电生理实验室建立起来。诸如实验室的图纸、布局，做电生理实验用的电屏蔽室的大小，甚至于电屏蔽用的铜丝网布的规格，网眼的粗细等等，我都向张先生请教过。张先生对实验室建设问题考虑十分周到，甚至于问到电源的总功率是多少。他告诉我，要比你自己想象最大的用量增加一倍，这样才可以防止一些意想不到的用电情况，才不至于因为功率不够而影响工作。他也谈到实验室的防震设备的设计和安排，附近马路上汽车开过对房子的震动影响，地线应该怎么铺设等等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，我可以在实验室做实验了，我把照片（当时电生理记录都作照相记录）请张先生看，他表示满意。这样，我可以进行一些初步的实验工作了，心中十分高兴。我做的第一个实验是大脑皮层直接电反应，方法是把一对刺激电极摆放在暴露的动物大脑皮层表面，然后在刺激电极附近约半个厘米之内安放记录电极，记录直接刺激所引起的电反应。因为刺激电极跟记录电极靠的距离太近，这种电反应的记录要求比较严格，技术上重要的一条，就是要把电极位置调整好，使显示的反应比较明确，而且没有或交流电干扰伪迹幅度非常小。

张香桐70岁时亲自做电生理实验（图片来源：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）

我回来的任务之二，是在教学之余做一些电生理的科研工作。这个问题，在我离开生理研究所时，张先生也已与我谈过。他对我说：你回去做科研一定要结合本单位的情况，本单位的任务，这样你才能成长起来。根据第二军医大学军事院校的特点，经讨论，我们一致同意做的题目是“放射对幼年动物大脑皮层发育的影响”。那时我内心的想法，是很想跟张先生做与他的科研思路有关的实验，当时张先生做的是视觉引起的皮层反应，听觉引起的脑干反应。但是张先生告诫我们，要与自己本单位的工作相结合。其实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。回顾张先生1940年代在美国的工作，他也做过与航空有关的工作；读读一些神经科学家的历史，如Sherrington、Hodgkin等，他们分别在第一、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都做过与战争有关的工作。深入地再想想，选择大脑皮层发育这样一个问题，事实上也结合了张先生的学术思想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放射对于动物大脑皮层发育的影响，按当时研究条件，可以做形态学的研究，但我回来是结合开展电生理研究的，所以我首先用记录皮层直接电反应的方法，实际上也就是看放射对于动物脑直接皮层电反应的影响。直接皮层电反应是当时通常使用的名词，而1952年前后张先生把这个电位叫做树突电位，因为它是皮层树突的反应。所以，这个研究的含义实际上是放射对大脑树突发育的影响，这也是结合了张先生研究的基础和专长，张先生1952年在冷泉港讨论会上的著名报告就是“大脑皮层顶树突的电反应”。不久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这个工作没有完全开展。后来，有部分材料经过整理发表，这就是单次电刺激大脑皮层后的长时程易化现象。在差不多每星期的汇报中，张先生都要看我的实验记录，看我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意见。在谈到论文发表时，张先生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，第一轮稿子写好后，最好把稿子放在抽屉里，放上3个月，再拿出来看，等到没有可改的了再发出去。这就是张先生对发表论文的慎重科学态度和对我们的严格教诲。

回想在张先生实验室及之后的40多年，在他亲切的指导下工作，接受他的教诲，特别是学习他的做事为人，获益终身。现在他已经去世了，每当想起这些往事，想起张先生的教导，我就更加怀念他。

（节选自《生理学报》．2008，（02）：309－310）